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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践范文精选

经济实践

经济实践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二、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

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经济实践范文第2篇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①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②《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实践范文第3篇

定义问题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受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产品市场发展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情况是,最近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观点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得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随着货币学派的成功,不仅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作为重要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因素。因为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相对

悲观的经济观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全球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让人觉得民族市场正在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可。

这一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如果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不是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有如同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有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结果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由于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因为绝大多数的额外风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些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由此可见,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区域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有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全球化的运作不仅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理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付这些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政府效力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认为发达国家在适当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失败了,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许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乏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征,但东欧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经历了更深程度

的腐化。在东欧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有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突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政府看上去处境好一些,但非常类似于政府的真空状况,因为波兰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尤其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其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发展。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遇方面更为有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

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很多,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普遍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最近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收缩和税收的持续下降中可以看出。这些福利项目曾经可以与发达经济区域,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现在正在被遗弃,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很远了,并将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状况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维持生存。

各种垄断势力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普遍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善的状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主张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很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肯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合入世界市场时,垄断必须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着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1989年之前,这些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些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状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现在愿意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利用其影响力从现有的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从发达

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繁荣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国家通常是成熟的经济区,没有丧失战后的推动力,并保持低增长率,但最近十年增长率突然飙升。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很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伴随的这种反常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仅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下降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严重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资本的重新配置

人们认为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很有助益,因为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说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回报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遇也会增加,最终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由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廉价出卖的结果。

依照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出售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美元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有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有被国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下降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提倡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合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国外宣传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性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现状。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例如,对积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为政府仍具有内聚力,它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

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减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实际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利于外来者的利益(例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资几乎处于独占状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愈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的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所取代,那它仅仅是东欧和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所取代。

全球化有着这样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如此。是重访它的竞争对手———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一切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的作用有着更高的评价。

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③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华盛顿特区:国际经济研究所(1997);《全球化争论中的理性和荒谬》,《外交政策》,1997年夏季号,第19-37页;杰弗里·萨克斯(Sachs,Jeffrey):《让全球资本主义运作起来!》,《经济学家》1998年9月12日,第23-25页。

经济实践范文第4篇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广西农垦树立机遇意识和战略意识,抢占先机,争取主动,积极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一、广西农垦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依托16个农场和周边农村106万亩蔗区为原料基地,以蔗糖加工为基础,融合糖酒、糖纸、糖化工产品等深加工项目,不断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

一是利用蔗渣发展浆纸工业。从2009年开始启动年产9.5万吨漂白蔗渣浆和年产20万吨高级文化用纸两大项目,每年可消化广西农垦9家糖厂产生的60万吨甘蔗渣,相当于节约近40万立方米的林木,减少近7万亩森林的砍伐量,大幅降低糖厂生产成本。制浆项目在2011年初正式竣工投产,造纸项目今年5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纸板。

二是利用废糖蜜发展酒精工业。农垦糖业集团先后建成了年产5万吨的思源酒业和年产3万吨昌菱酒业两条酒精生产线,充分整合废糖蜜资源,变废为宝。

三是利用制糖残渣(滤泥)生产微生物肥,用酒精废液浇灌甘蔗。既减少了化肥施用过量造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还能实现施肥、抗旱、环保一体化,取得了高产高糖的济效益和良好的生态效益。

四是制糖衍生新产品不断问世。朗姆酒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并称为世界四大蒸馏名酒。广西农垦以甘蔗糖蜜或甘蔗汁为原料,经过发酵、蒸馏、橡木桶陈酿、过滤及勾兑等工序成功研制出朗姆酒,既填补了国内朗姆酒生产的空白,又为广西发展甘蔗循环经济和延伸糖业产业链提供了新的思路。该项目一期工程于去年12月成功试产。中国首家利用甘蔗渣生产的糠醛项目去年已试产成功,今年甘蔗开榨即可正式投产。还有利用甘蔗渣生产木糖及木糖醇联产阿拉伯糖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有序推进。

广西农垦糖业初步形成了“蔗—糖—酒—浆—纸—生物化工”一体化全面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在甘蔗种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一年一大步,三年翻一番”的飞跃发展。2010年生产经营总收入达到30亿元,2011年超过40亿元,2012年计划任务50亿元,力争“十二五”末达到100亿元。再看看广西农垦的剑麻生产。山圩农场种植剑麻已有30多年历史,是广西目前最大的剑麻生产基地。以前,他们只是单纯地生产加工剑麻纤维,虽拥有单产世界第一、质量世界第一的桂冠,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这几年他们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农产品产业链的开发和延伸,用科技来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聘请专家、引进技术,围绕剑麻废弃物综合利用进行合作开发。目前用麻渣提炼皂素、果胶、叶蛋白、叶绿素等巳取得阶段性成果,提取有效成分后的麻渣经发酵后还可产生沼气,制作各种有机肥,把整株剑麻“吃干榨尽”,产生最大效益。山圩农场通过延长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经营收入是单纯生产剑麻纤维产值的5倍。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1.要进一步加大开发和利用好人才资源的力度,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智力支持。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每一个环节的实施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更离不开研发和掌握运用这些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义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人才资源是在经济发展诸多要素中占据第一位的资源。因此,必须树立人才优先的理念,把开发和用好人才资源作为支撑点,企业发展才有保障。离开了人才和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广西农垦的实践就是有力的证明。广西农垦从“十五”以来大力实施“科技立垦”、“人才兴垦”战略,坚持培养与引进并举,一方面大批量选送员工持别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业务技术骨干到大专院校深造或培训,另一方面加快人才引进的力度,招聘一大批高等院校毕业的或社会上有才干的各类专业人才,及时充实到各专业岗位。自治区重点建设的两个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广西糖业研发中心和广西生物能源研发中心先后在广西农垦落户和组建,广西首家唯一由企业承建的“非粮生物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在广西农垦明阳生化集团挂牌运作。有了一支充满生机活力的人才队伍,又有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提供的广阔舞台,发展循环经济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2.注重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推进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加强废物的利用和循环,更是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等前端因素。由此可见,循环经济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政府理应成为循环经济的引导者和推动者。惟有建立政府推进、企业实践、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形成严格的激励和约束制度,才能有效推动循环经济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人居环境体系和社会消费体系的协调共进。发展循环经济在许多地方还停留在概念上,缺乏规范的运作机制和明确的制度约束,使发展循环经济还缺少起码的政策保障和外在动力。因此,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进步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改变,对循环经济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更应强化组织推进,充分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理念倡导、实验示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客观引导和调控作用,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广西农垦利用甘蔗制糖研发的朗姆酒,就得到了自治区的高度重视。自治区主席马飚亲自率有关厅局领导到广西农垦考察朗姆酒生产基地规划情况和召开现场会,决定从自治区层面正式启动朗姆酒产业化工作,并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统一作出战略性、全局性的部署,列入自治区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举全区之力尽快将朗姆酒产业打造成为广西千亿元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为加快广西糖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最优越最便捷的条件。同时,企业也要进一步强化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众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要通过建立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机制,夯实发展循环经济的群众基础。

经济实践范文第5篇

一、“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现状与困难

1.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风险较大。境外资产区别于境内资产,经济治理的风险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投资难度。基于目前的发展,境外投资管理多处于起步阶段,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的制度管理及人才队伍建设都可能存在限制。同时,由于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需涉及国际化业务,国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本身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针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风险的防范及控制就会面临新的难题。在不同的政策环境及法律环境下,境外资产的经济治理难题明显,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生产经营风险加大等问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的效果。

2.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监管难度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多为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在境外投资监管过程中,需根据其职能所属部门,由外管局、银监会等不同部门共同监管,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监管的难度是相对较高的。尽管在现阶段发展时,各个部门能够根据自身的职能分化,有效承担相关职能并履行相应职责,但由于监管力量相对分散,各监管部门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的整体监管会有一定难度。部分管理人员在经济治理监管过程中,只注重对境外资产的审批,忽视了对企业境外投资的严格管理,这就限制了经济治理的效果。同时,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政时,忽视了对监管信息及监管资源的互利共享工作,协同性相对较弱,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重复监管的问题出现。

3.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欠规范。国家审计人员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做严格管理,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欠规范,也是现阶段经济治理审计面临的困难。在开展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将工作重点落脚于财务审计及经济责任审计,这使得他们对境外业务经营情况的经济治理审计会存在重点偏差的情况。在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只有法律授权却缺少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会缺少审计依据。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设置有一定差异,审计权利的归属也各有不同,当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存在审计方法冲突或审计权利冲突等情况时,境外审计工作也会受到局限。

二、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必要性

1.政策沟通是其重要保障。在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过程中,政策沟通是其重要保障。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这些政策都会根据国别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政策执行效果部分时候,就会出现政策沟通与经济治理战略不完全匹配、经济政策落实不够到位等一系列问题,这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和限制经济政策的落实效果。国家审计对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推动性,主要体现为各国审计人员应协同政策沟通的实际需求,及时防范并排查政策沟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要素,保证政策沟通能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重要保障,政策沟通也可同时借助线上平台和线下平台。

2.贸易往来是其重点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日益频繁,贸易往来也是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重点内容。从现阶段发展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在贸易往来过程中,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或投资决策不当而出现境外投资效果不及预期的情况。尤其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始境外投资时,也可能由于国外经济政策环境动荡及贸易投资壁垒的存在而面临较大的风险,此时,根据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优化的实际需求,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效的贸易往来能够更好的实现多边沟通与交流。国家审计人员需要结合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优化的实际需要,在政府审计及内外部审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项目跟踪审计,确保双方国家的贸易畅通。

3.经济流通是其重要支持。金融审计是国家审计的重点内容,金融审计也同样是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审计过程中,经济流通是其重要支持,这意味着国家审计人员需根据境外投资合作的实际情况,联系各地的地区局势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审计监督。除了要对跨境贷款及跨境结算等金融投资业务做风险评估及防范外,还需加强对金融资金的审计监管,通过构建风险预警系统来有效防范跨境风险及经济金融危机。为切实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流通性,国家审计人员切不可在经济金融审计过程中忽视任何一方的治理工作。

三、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重点内容

1.推进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经济政策是政策规定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的经济政策不仅局限于沿线国家内部的宏观政策及微观政策,也包括各国家之间的合作政策等。在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过程中,需要有效推进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前期发展主要是强调对经济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评估,而在发展进入到相对稳定阶段后,则需要根据政策执行效果做跟踪审计,了解其项目运营情况及资源利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实现配套政策的优化协调。考虑到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对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影响十分明显,国家审计人员在执行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时,需确保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2.努力化解贸易不均衡难题。贸易往来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努力化解贸易不均衡难题,方能满足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初衷。在国家贸易治理过程中,国家审计人员需结合经济治理审计的实际需求,将对外贸易审计工作落实到位。一方面,国家审计人员需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政策差异,有效评估贸易不均衡问题,并通过审计重点划分的方式,将审计重点落脚于贸易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上,对于贸易往来较为频繁的审计单位,更是需要注重其真实合法性的准确评估。另一方面,审计人员也应该加强风险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通过贸易信息畅通的方式,真正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3.识别及预警经济流通风险。由于金融审计在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中呈现出重要作用,识别及预警经济流通风险,也是国家审计人员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前期发展阶段,国家审计人员需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审计的实际需求,针对相关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法定内容作准确了解,同时结合各监管机关的审计执行情况,将金融审计监督工作落实到位。中后期发展阶段,国家审计人员则应在前期的金融审计基础上,进一步化解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经济流通风险,通过维护金融安全的方式来及时评估金融风险并予以化解,必要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国际贸易结算情况推进相关金融审计工作。

四、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实践路径

1.成立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专业机构。为了切实发挥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重要作用,国家审计人员需要成立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专业机构,通过专业机构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审计工作的严格监管。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下,国家审计机关也可在成立审计专属机关后,通过线上智慧库的设立来满足审计决策及审计咨询服务需要。国家审计人员需要通过定时定点培训的方式,为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培养并输送相关人才。换言之,经济治理审计专业机构的成立是为了反作用于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优化的。推进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人才建设推进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人才建设,也是国家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重要实践路径。一方面,国家审计机关需要设立审计培训班,通过短期课程班与长期课程班兼顾的方式,加强对审计人才的专业技能培养。另一方面,国家审计机关也应在经济治理审计人才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协同审计制度、大数据审计制度及审计人才培养机制等方式,切实提高审计人员的英语口语能力及境外投资审计能力等。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人才建设工作应当循序渐进。

2.完善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制度保障。完善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制度保障,能够更有效的推进境外投资审计工作的开展。从目前的发展可知,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可能面临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等,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经营管理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制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审计的效果。在完善制度保障时,应当通过风险评估及价值评估的方式,确定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经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通过建立健全总审计师制度的方式,将制度保障工作落实到位。

3.优化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的技术支撑。一带一路经济治理审计人才区别于国内审计人才,需要有境外投资审计及金融审计的经验,还需要有配套的经济治理审计技术支撑。结合现阶段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治理审计过程中,已经尽可能应用现代化经济审计技术。但目前的技术支撑仍不足以实现经济治理审计的高度完善,为此,在后阶段发展过程中,还应该依托大数据技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审计信息及审计数据的有效汇总,在审计系统及审计智能库的技术加持下,完成相关经济治理审计工作。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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